观察者网“中国经济季度观察·圆桌纵横谈”(2024三季度)下篇:房地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结果?
2024年,观察者网重磅推出季度性经济观察栏目——中国经济季度观察·圆桌纵横谈,邀请经济界和金融界重量级专家学者,围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季度经济数据,解读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,回应当下公众最为关心的热点话题,展望未来发展。
10月19日,2024年第三期中国经济季度观察·圆桌纵横谈在上海举行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,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,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,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,厦门大学教授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等嘉宾齐聚一堂,聚焦三季度经济数据和近期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,共议中国经济破局之道。
本文为圆桌讨论实录下篇。在上篇中,与会学者主要围绕“供给侧还是需求侧”阐述各自观点,并将话题引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的讨论。
张燕生: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,使中国下一步取得突破性进步,这个趋势基本上是肯定的。比如现在美国的AI大模型非常厉害,但在产业化、工程化的应用前景方面,中国是紧随其后,因为在中国能实现规模效应,我们有庞大的人口、市场、丰富的应用场景等等。
在科技创新方面,我们去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(与生产总值之比)是2.64%,经费投入超3.3万亿元。在全球2500强的工业研发投入中,美国有800多家,中国是700多家,其中大陆占600多家。
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很有意思,前面30年是通过“代工贴牌”嵌入到跨国分工体系中,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发展市场经济,学了30年;从2008年开始是一个转折,中国的一般贸易出口开始超过加工贸易出口。
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今天,我们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超过了10%。所以我觉得,下一步中国在创新制度上取得突破是可预见的。
彭文生:这一块我可以补充一点,因为我们中金公司研究部今年刚发了一篇深度报告,就叫AI经济学。
在这个报告里,我们研究员估算了一个AI发展指数,从技术层面,包括算力、参数、数据等和市场应用潜力两个层面估算,以美国为参照标准,是1,中国则是0.75,其他国家都明显落后。这里面关于AI人才方面的指标比较有意思,我们发现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优秀人才的最大来源地是中国(定义为本科所读学校所在地),但工作地(定义为其工作的机构的总部所在地)却更多在美国。
鲁政委:就像刚才张燕生老师讲的,我们早期是通过“代工贴牌”嵌入到全球供应链当中,现在则是以另一种形式嵌入全球供应链。这些人才现在是在人家那里工作,但将来他们可能会回来,可能会出来创业,变成一家中国的公司。
对于地缘政治,我的看法是,大家现在都在讲中美两国竞赛,除非短期内能决出胜负,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站在全球金融投资的角度,假设你是第三方(非全球核心对立阵营的一方),你会怎么布局投资和资产安排?如果你要避险,必须找到不相关或负相关的资产,这样就必须同时在中美两国布局,否则没法完成资产组合的避险配置。
李世默:我有一次在美国跟对方辩论教育,他说美国教育很强,我说美国基础教育一塌糊涂,你去看硅谷的CEO、工程师都是印度人、中国人以及来自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,这说明美国基础教育很差,因为你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没办法跟连英语都讲不好的外来人才竞争。
美国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怎么样,但是到行业顶端,却能吸引这么多全世界外来人才,包括中国的人才。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很优秀,但为什么愿意到他们那里去搞创新?
我想这里面应该涉及到如何进一步优化创新制度的问题,让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,愿意在自己的这个制度里去创新,受到保护并获得回报,这是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肯定要做的事。
回到刚才几个问题,先讲一讲彭文生老师说的土地的规模不经济,这应该是对的。但这跟赵燕菁老师讲的土地成为一种证券化货币不是一回事,但我觉得也是对的。
我们需要证券化工具把经济的流动性带起来,但土地不是唯一的证券化工具,如果我们可以把股市做起来,也能作为一项很好的证券化工具,当然这里面肯定也会存在巨大博弈。
赵燕菁:地方政府的证券化就是靠房地产,因为地方政府不能上市;中央政府也不能上市,所以靠国债;企业,就靠股市;所以,大家相互无法替代。
李世默:我同意,货币就是经济的血液,你得活血,只有把货币运作起来,创新才能起来。
赵燕菁:是的,货币多了,创新才能起来。美国培养的人才、日本培养的人才等等都会来中国创业,关键看你能不能生成货币。为什么我们国家过去这些年很多人都在国内创业?看数据就可以发现,创新周期几乎都和房地产高峰重合,房地产一进入高峰期,社会上满是钱。
彭文生:我稍微有点不同意见,我认为房地产更多是结果。房地产的价格上涨是享受了整个经济增长创新的成果,为什么?因为土地具有垄断属性,谁也竞争不过土地的所有者,所以土地在国民收入分配里面是占有优势的。当初工业革命的时候,资本家和劳动者是统一战线的,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土地所有者,因为土地所有者获得租金是不劳而获的。这是一个维度。
第二个维度,从金融角度来讲,国债和土地都创造货币,但差异在哪里?首先,国债是逆周期的,具有天然稳定器的作用,而土地是顺周期的,繁荣的时候地价上升,土地抵押很容易贷款,不好的时候抵押品价值下降、大家也不愿意贷款。但国债不一样,经济不好的时候,大家愿意持有国债,经济好、利率高的时候,大家不要国债。所以国债天然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,而土地则会加大经济的波动。
第二,国债是财政,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,而土地是自我的,谁有土地谁就占有优势。当然,这不是否认土地具有抵押品的作用,比如一个创新者到银行贷款,讲了一个美丽的故事,但银行不会相信他,也不会给他贷款。如果在完全透明、信息对称的情况下,有些创业者拿不到融资,这时候土地作为抵押品能发挥一定的作用。
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点放大,从宏观层面来讲,任何一种经济,土地的价格升太多的话,必然会阻碍创新,因为它的属性就是不一样的。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,没有哪个国家靠土地上升能够把经济发展起来的。
王慧: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,可能现在大家更想知道的是政治局会议在用了“止跌企稳”四个字之后,房地产还需要哪些政策或者工具,能让市场平稳发展,重新回到正轨?我们该怎么判断今后的走向?
盛松成:我补充一下,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对土地财政“出手”。2020年8月和2020年12月,中央政府分别出台房企融资“三道红线”新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;现在已经不谈这些了,但也没有否认。为什么不谈了?因为现在不需要了,“三道红线”是针对房企的,但现在房企连贷款都贷不到,更不用说“红线”了。
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,在座从事银行业的最清楚,2020年12月的政策是对着银行来的,规定银行给房地产的贷款不能突破多少上限。我给大家报几个数据,最高的时候,100块钱的贷款里面,有29块钱贷到房地产,这其中包括房企贷款、个人按揭贷款,还有土地储备贷款,就是地方政府拆房子需要的钱。这些全部加在一起,占我们全部贷款的29%,而且这还不包括建筑业,如果加上建筑业、装修等等之类的,就更不得了。截至今年上半年末,房地产贷款余额是53.1万亿元,占所有信贷余额比重已经下降到21%了。
2003年非典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,我们都是通过土地财政来拉动的,按理说现在也可以用,经历这么严重的疫情冲击,怎么还调控呢?因为房地产价格太高了。这也是我对前面老师观点存在不同意之处,因为我们现在不得不调控。
我之前就发表过文章,我说如果我们早两年调控就好了。2015、2016年房地产去库存,在这之后又放了一波,到了2019、2020年房价又起来了。如果当时这一波不放,我们就不至于到今天这样。
所以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我们不得不调控。房地产有一个特点,它会在两年内扩张50%;一线城市拿不到土地,就到二三线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调控,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医疗器械企业。
那么,我们现在该怎么办?答案是想办法止跌回稳。回答前面其他老师讲的问题,我觉得要分开来讲,为什么我说我同意这些观点的相当大一部分,但不是完全同意,因为我们国家太大了。
中国有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,也有很多相对落后的城市。而且即便在北上广深内部,比如上海偏远郊区的房价跌了30%,到现在还没起来;但在黄浦区一平米17万到20万的房子,一个小时200套,一抢而空,所以我们不能用一样的政策来处理问题。止跌回稳,一定要分成一线、二线、三四线城市,区别对待,因城施策。
我想今年一线城差不多可以止跌,回稳慢慢也快了。二线年的时间,三四线城市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,大概3到5年。这是现在房地产调控必须要做的。
另外,刚才提到房地产行业对我们TFP的贡献没有太大,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么说。如果没有当年的城镇化,没有20年前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,就没有我们今天,也不可能有城镇化。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是66.16%(至2023年末),相比之下,美国3.3亿人口,农村人口只有300万医疗器械企业,其他全都是城市人口。当然,我们的问题还涉及到户籍、医疗、养老等制度,但目前在城市的流动打工人口约3亿,这些是将来的发展潜力,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停止,还会继续朝前走。
我还想对张燕生老师说的也做一点补充,就是您说到县域经济、县城怎么办。我认为将来会形成一系列城市群都市圈,比如长三角、珠三角、环渤海等等,此外每一个中心城区,比如武汉、长沙周边都会发展。但是远离核心城市的三四线城市,我们会想办法让它逐渐不像现在这样“全面开花”,所有的县城全都发展,绝对是不经济的。
只要把二十几个大中城市都发展好,再形成像长三角、珠三角、环渤海这类区域发展模式,我相信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。而且这也有利于人才集聚,有利于年轻人就业,有利于创新。
最后,我特别要强调一下服务业,现在中国的服务业占比特别低,和美国是不能比的。服务业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就业,比如现在大家经常讲人口红利,有人觉得随着我们人口数量的下降,将来国家发展会很困难,对此我是有不同意见的,因为以后有AI、机器人替代等等。
但我们一定要发展服务业,我举个例子,比如理发,谁敢让机器人来替你理发?20年以后应该都不可能,50年以后我不知道。所以如果我们把服务业发展起来,就业也能解决,城镇化问题也能解决,TFP也能解决,这些都是当下特别需要的。
美国过去这六七十年来始终依靠的是服务业,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是10.3%,而我们是27%,所以我们是制造大国,而不是制造强国。我们要想办法朝制造强国发展,这里面就包括创新,而创新也和城镇化等一系列问题连在一起。
2024年9月20日,在2024世界制造业大会上,一款机器人抓取橙子递给参观者。新华社
李世默:我有一个问题,不管是讨论一揽子增量政策,还是讲新质生产力、土地、城镇化等等,这些跟资本市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?接下来,从政策角度、市场角度,资本市场会是什么走向?我们应该怎么做?
彭文生:我的看法是,到目前为止市场有明显的反弹,这种反弹是有基本面因素的支持的,在这之前,股票的估值被低估。最近的政策宣示起到了提振投资者信心、催化这个转折的作用。下一步怎么看?
第二,这里面就涉及资产究竟是怎么定价的。有两派理论,一派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基本面理论,估值多高,盈利怎么样等等。还有一派理论,根本不相信前一派,他们认为资产价格就是两个因素:第一,乐观者多还是悲观者多?第二,加杠杆的能力有多强?一般来讲,乐观者加杠杆、悲观者降杠杆。
如果乐观者增加,加杠杆的成本又下降比如利率下降,短期而言对资产价格就有促进作用。如果都是按照基本面来的话,市场就大起大落了,所以某一个时间点,投资者的情绪对短期的市场波动影响比较大,但看远一点,基本面是根本,还是要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。
张燕生:我再接着问一句,9月24日以来,央行、发改委、财政部、住建部每个部门都走到前台来和市场、和投资人对话,通过这种对话其实可以看到政府在学习怎么管理预期。这些对话和后续加杠杆结合,会不会出现你刚才讲的资本市场的预期会一步一步改善?
彭文生:最近政府相关部门的一系列新闻发布会确实起到提振信心的作用,尤其是央行和财政这两个管钱的部门。另外就是央行的结构性工具,是针对资本市场的,让投资者看到政府政策层面特别重视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。
从这个意义上讲,前面的估值比较低,然后政策给出的信号是提振信心,这些都有帮助。现在估值已经有了明显的纠正,沪深300的市盈率(PE)大概是11点多,和历史平均的12点多相比,还是稍微低一点,但差别已经不是那么大了。
下一步更重要的是,要看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地,尤其是财政政策怎么走。
李世默:最近两三年新公司上市比较困难,之后这个口子会不会逐渐打开,另外像注册制讨论这么久也一直没有落地,各位怎么看这些情况?
彭文生:我觉得市场好了,流动易量增加了,自然是整个市场从上游到下游的链条会理得更顺一点,包括对上市、IPO这些,也会提供一个好的市场环境。
鲁政委:我插一句,对于公司上市是不是逐步打开,我觉得取决于大家是不是把这个事情给想明白了。
我有一天突然觉得想明白了,你去看古代的驿道,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荔枝对保鲜要求很高,为什么在古代能运得那么快?因为它不是靠一匹马跑,而是这匹马跑不动了,赶紧把它换掉,然后再骑上一匹新的马,一路上马不停地换,所以跑得非常快。
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?不就是希望股市能够一直涨,而不是这一支股票一直涨。我们过去一直错在希望找一支好的股票,相当于要一匹马把驿道从头跑到尾,但没有这样的马。
所以,我就想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市场,比如找一块板出来,只要你愿意卖,机构投资者有人愿意买,我就让你上市,不管你是做什么的。我给你规定一组指标,比如你上市后大股东的控股比例,比如你的交易量,比如股价低于什么水平就必须退下来,如果你不行了就退市,不管你违不违法,先把这个流程走完。
这样就变成了“驿道跑马”,好的公司冲上来,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热点行业、这些热点行业中最领先的企业,在它们最璀璨的时刻,站在股票市场的舞台上,而当你不行了,你就下去。
有人可能会问,这些企业退市之后,普通投资人怎么办?可以规定在这个市场里面不允许普通投资人买个股,只能买指数基金。机构投资者或者高净值人群可以买个股,自负盈亏,自己担责。这样一来,就变成这个板块的指数总体在涨,而且涨的不错,大家也愿意投钱进去。
张燕生:我接着“驿道跑马”问一个问题,刚才讨论到四季度的GDP怎么样?现在从一揽子增量政策开始出手,全年GDP增速5%左右,估计悬念不大,为什么?其实你去看发改委,当时已经把这个态度说出来了。
有些朋友根据这一系列会议做的模型结果,就是明年如果财政继续发力,财政赤字率将有显著上升,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这样一来,明年的基本面可能会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。在这种情况下,马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驿道,要把它修通。如果股市改革,再加上基本面的配合,我估计未来一两年内会有很大改善。
鲁政委:大家都希望如果整个经济好了,我们就有更多的公司好。但换言之,一个再差的经济中有好公司吗?肯定有,问题是你让它上吗?“驿道跑马”就是要把最会跑的马放到驿道上,所以核心逻辑就是加大上市和退市的力度。
彭文生:但是,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,就是投资者的公平性问题。
鲁政委:这是投资者适当性的问题,你买指数也可以分享它的收益,只是不让你买个股而已。
赵燕菁:我有一些不同意见,我还是认为减持并不是一个负面因素。先回到刚才的题目,我觉得这次中央政策和以往几次救市相比,最大的特点我们不是从“铁公基”开始,不是从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开始。这次第一个出场的是银行系统,是金融、虚拟经济这一块,是债务端发力。
为什么?因为城市化基本上已经到尾声了,我不敢说没有新的建设,但是包括道路、管线、桥梁、机场、火车站、高铁等等凡是花大钱的项目,中国在全世界至少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了。也就是说,我们的生活收入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,但基建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了。
所以,“铁公基”占总量的比重不够了,根本拉不动经济。以前修几条高速公路,GDP一下子就上去了,然后再修个高铁,GDP又上去了,但现在基本上该修的都修了,甚至有些地方都过剩了,想要在城市里找项目已经很难了。
所以,不知是有目的还是误打误撞,这次中央的政策直奔资本市场,股市先上去了。股市不是投资新基建,而是旧的存量,是已经修的路桥等等,是政府已经投下去的。而且,现在看来这次的政策是成功的,不知道大家当时体会到没有,就是9月底那两天,整个市场特别兴奋,很多人都想进股市,好像连消费都带动上去了。如果当时趁热打铁,可能经济形势的突破口就打开了。
你有钱,但怎么投出去?这次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,就是资本市场。中央现在花钱回购——股票也好,土地也好,存量也好,统统都是去库存,我觉得这是本轮救市政策最值得肯定的。
讲到资本市场,我觉得有两个因素,一是市盈率,即钱会不会去资本市场?二是钱从哪里出去?如果利息降得足够低、市盈率足够高,钱就会从储蓄中出去,进入资本市场。
我个人认为,目前我们的利息还有下降空间,因为现在是通缩压力,关键就是怎么把市盈率提高。如果没有人愿意投钱到资本市场,政府拿出5万亿来,只要往这桌上一拍,事实上根本不用花这么多钱,很多人都会把银行的储蓄投到资本市场。
我刚才讲生产端过剩,储蓄属于是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共同构成的资产端,它已经太多了,不能让钱再流到银行里去了,而是要到负债端去。这时候如果负债端一上来,货币一出来,消费一下就上去了。资产端和负债端一平衡,我们就走出困境了。
所以为什么说央行也好或者财政部也好,要把钱借出来,投到资本市场,只要市盈率过了一个坎,自然就活起来了。
盛松成: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宏观经济,又谈到了股市,股市实际上是宏观经济的一个反映。
刚才提到,这次的政策调控和以往有什么不同?我觉得第一是力度空前,第二是各部委相互协调,共同发力。
最后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,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,主要还得靠财政政策。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,2008年以前美国的超额准备金几乎等于0,也就是说所有的商业银行都不放超额准备金,因为它特别容易在市场上融资。
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,美联储就大幅放水,目的是把钱赶到市场上去,大家都去投资,但商业银行不干,最后钱都流到商业银行去了,接着美联储就实行几乎是零利率的政策。
所谓的零利率是指商业银行把钱存到中央银行,不给你利息,这叫零利率。所以很多人不理解零利率、负利率,以为是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去,银行给我零利率或负利率,其实不是这样。
美国2008年以后超储率最高峰时超过20%,换句话说它没有利息,也不要贷款,全都放到了中央银行。到现在为止,美国超储率还有15%左右。但我们的超储率才1.5%,这说明了什么?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。
如果商业银行和金融体系不配合,你怎么办?另外,货币政策出来以后,必须要有实体经济配合,如果实体经济说我不贷款,你怎么办?这在社会融资规模里面都体现得出来。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这个情况,实体经济不贷款。这和十几二十年前不一样,现在是贷不出去。银行的人应该都知道,当时大家是抢存款,然后贷出去;现在是两码事了,贷款贷不出去,是银行求企业贷。
王慧:最后的收尾,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,现在距离2024年底还剩两个多月的时间,要完成5%左右的目标,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?请各位老师用一句话总结下。
张燕生:这次非常可喜的就是财政出手,而且中央各部门之间形成共识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盛松成:抓紧落实已出台的政策,同时运用好新的政策工具。比如货币政策可以继续降准降息,财政政策可以继续发力。
李世默:非常感谢各位的高见,今天的讨论很振奋人心,也充满激情,希望我们三个月以后再见,届时短期验证一下今天讲的内容。感谢大家!医疗器械企业医疗器械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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